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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态学说”是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方法,其视角重在文明比较和文明兴衰。该学说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即引起学界回响,影响及于当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冯天瑜扬起新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风帆,他借鉴了文化形态学说,在研究中展现出宽广的国际视野,长于利用文明比较法,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发展脉络。冯天瑜在文化史研究中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历史循环论和权力意志论,坚持唯物史观和历史进化论,着...
北宋在历史上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文人参与和见证了当时的各类科技事件,并在笔记小说中留下了记录,透过这一群体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北宋文人的兴趣爱好不尽相同,分散于天文、物候和化学等领域,在生物、医学和工艺等方面关注较多,这也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
杨慎一生参与修纂方志近十部,为不少方志撰写序言,展现了他对方志的热忱。杨慎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性,主张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来编纂方志,对明代的方志编纂实践有较大影响;在方志的功能方面,杨慎继承传统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观念,同时强调方志在增广闻见方面的博物效用,为我国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为志书专门的辅文、附件,目前已知最早的方志凡例出现于南宋,其问世得益于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和科举的兴盛,并明显受到同时期韵书凡例的影响。此后方志凡例历经770多年的演变过程,兴盛于明清,蜕变于民国,更新于当代,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未来我们应充分汲取旧志凡例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回归订立凡例的“初心”,促进新志凡例的进一步完善。
湖南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心”成立于2017年6月,作为湖南省首批专业特色智库,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党中央“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为目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传播为切入点,是立足湖南、服务大局、服务决策的跨学科、综合性新型智库。

地方综合年鉴生态环境类目体现当地自然风貌、地域特征、生态魅力。通过梳理分析18部中国精品年鉴生态环境类目的设置,探讨总结生态环境类目要反映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和内在逻辑,可知应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着眼,以确保全面性、突出地域性,立足生态未来发展,拓展记述广度和深度,处理好与其他类目交叉等为出发点。生态环境类目应采用“总分总”形式构架篇目,以“综述”为统领,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为记述主题,以从...
《形象史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面向海内外征稿的中文集刊,旨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内在演进机制、变迁发展的实证性研究和理论性阐释,以及形象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实践。
“书法”问题是史学话语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明代修志者借用史书“书法”的概念,用于理解和解释明代的方志编纂实践,对推动形成方志“书法”,并进而推动方志编纂与史籍编写接轨发挥了积极作用。明代方志“书法”内容丰富,涉及对一统志体例的沿袭与因循、通志和州县志书编纂体例的发展与完善、各层级志书编纂的联系与互动、修志义例与序按论赞的运用等多个方面。
1500—1800年间英国经历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变革,同时在法律和司法方面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城市化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无产阶级的出现导致了新的社会分层,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王权专制主义逐渐减弱,议会主义和政党思想兴起,强调政府应基于社会契约和民众同意。个人权利的关注上升,包括私有财产权、陪审团审判权和宗教宽容等,但这些权利往往只限于特定群体,如成年男性有产者。中央集权趋势明...
以往制度经济学家将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归因于民主制度,然而,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近代早期英格兰和中国,可以发现法律制度是国家建立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众综合利用包括法院在内的一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来处理债务纠纷。如此,民众会形成一种法律意识,他们会期望法律为其纠纷解决提供制度保障,这可促成在经济层面节约交易成本。到了18世纪,英国信用市场的正式化得到加强,建立了处理债务诉讼的新型公共法...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成立于1974年,最初是冶金史编写组,先后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4年,学校充分整合校内相关资源,成立了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扩展了研究方向。2008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重点科研基地。2014年,学校成立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